酒席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连结的一种重要情境方式，承担着习俗仪式、资源交换、情感交往等丰富的意义内涵。湘西苗族的小芳说自己在春节前后就去参加了两场婚庆酒席，加上去年春节后那两次婚庆酒席，一年下来自己就参加了四场婚庆酒席，直言自己刚毕业工作不久，几场酒席随送礼金让自己“大出血”，酒席费用支出负担实在有点重，但又不得不去，都是熟人，而且有些走动是一定要保持的。村里杨三叔说小芳参加的酒席也仅仅是春节期间集中办了的婚庆酒席，没赶上一年当中其他性质的酒席，而且比起往年，这个春节婚庆酒席还算少的了，有的年头他能参加七八场甚至十几场酒席吊庆，压力更大，但这些都是礼俗传统，再怎么着有些酒席还是要聚起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春节期间婚庆酒席的集中？当地人明明意识到频繁的酒席活动和费用支出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大部分还是会接受酒席主人的宴请，究竟是割舍不断的人情往来还是理性的价值计算？以下是笔者对这几个问题的观察和几点浅显的思考。

  春节前后一个月，甚至是前后十几二十天是湘西苗族农村举办婚庆酒席的高峰期，腊月中后和正月前后十几天尤为明显。杨三叔说：“每逢这样一个时间段亲属和朋友酒席都堆到一块了，一年最多十几场酒席里边有七八场是结婚庆生，七八场里边约莫有五六场酒席都是在过年前后那十几天办的，经常连着跑，去了那场酒席马上又赶下一场，有时候甚至一家子成员得分开去不同的酒席吃酒，错开两场时间撞在一起的宴会。”由于地处山区居民散居，加之地方民俗文化，集体婚礼和集中置办酒席在当地还没有成功实践，有时候就会出现好几个村子在同一天办酒，客人跑了这家再跑那家，或者分开参加酒席以表人情礼节这样的情况。当地婚庆酒席集中办在了春节期间，作者觉得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传统礼俗因素。当地婚庆十分重视黄历吉日，对结婚时间讲求应天应时宜嫁娶，在二人决定结婚之前要请村里专门的人算卜良辰吉日，取年末年初这个时间段也代表着“有始有终”的涵义。加之每年的农历黄历上腊月和正月大概一共有十几个宜嫁娶的好日子，当地人经常在这个时间段完成婚庆仪式，置办酒席。

  其次是受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湘西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常年分散在浙江、广东地区务工，只有在春节期间回家乡，其余时间需要在外工作、学习。村里村里刚办完酒席的阿辉哥说“我和我对象是邻村的，从小就认识，一起在外边打工好几年了，很早就决定要结婚，但是两个工作都很忙，年龄到了，家人也催得紧，我们也就趁着春节，又和单位多请了几天假把酒席办了，年后不会耽误工作。”当地适龄青年大多数都在外工作、学习，大部分时间身处在现代节奏快速、物质生活导向的文化环境中。对当地人来说，酒席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一种仪式承诺，但工作也很重要，这是改善生活的必要内容，双方协调下，就选择了在春节期间自己和亲友客人都有时间的时候筹办婚庆酒席。

  最后是返乡人借酒席实现相逢、重聚的需要。一年都在外工作的小林在回家之前就向家里到处打听哪个亲属和朋友摆酒席，他想去吃酒。问了周边一圈或在上学或上班的同学朋友，大家内心其实挺期待有一场能够聚起来的宴会，可以在酒席的集体欢腾中消除亲友们长时间分离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长年离乡在外的人们逐渐适应了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回到家乡这样的“半熟人社会”之后想要恢复熟人关系网或重构家乡人情关系圈，就需要类似酒席这样的聚会，在走动和交流中增加他们与家乡的粘性。

  无论是红事白事，只要是酒席，就逃不开随送礼金的问题。送多少礼，随多少钱背后是复杂的人情关系秩序。亲缘远近、关系亲疏是酒席人情关系排序的重要规则标准。以下是笔者访谈时根据村里老人回忆得到的两张粗略的礼金清单，列成表格，以供参考。

  表一是杨三叔在父亲去世筹办的丧吊酒席的礼单，去世的老人享年九十，已没什么同辈亲友吊念，主要是由他的六个儿女及其亲友悼念。由杨三叔、四叔、五叔主要负责。大伯年轻时与老人关系闹僵，始终没缓解，丧葬礼金和礼品数量都不突出。其余兄弟姐妹以家庭为单位数杨三叔最为年长，且家里女儿出家另组家庭，承担主要的丧葬工作。老人生前由杨四叔赡养，去世后从杨四叔老屋出葬，能够说是置办酒席主家，单上礼金由杨四叔收取分配，丧葬最后余有两万，其余兄弟姐妹决定让杨四叔留下作赡养老人的补偿。在当地老人去世，膝下儿女除了负责筹办丧宴招待前来吊丧的客人，还要送花圈，所以礼单上的杨大姑杨二姑在出礼金外也有送花圈。其余亲友是指老人那边的、老人儿女那边的亲属和朋友随送礼金，大多数随两百。

  表二是隔壁村吴姨向我讲述自己女儿年前结婚送嫁亲属和朋友随送的礼金名目，称道“当时男方给了十八万八的彩礼，送亲还了十二万八，留下的六万办酒席买礼品到最后彩礼是不可能剩下的，要是好好算，我们估计都往里添了好几千的，买的电视冰箱电脑被褥，还有酒席上的米油菜肉，烟酒瓜果，全花光了。”姑姑舅舅两边都没有送礼金，而是买的礼品被褥作为随礼。与姑舅相反的是，叔伯两家都是给的礼金，没有给礼品。吴姨女儿大姐二姐既随了礼金，又随了被褥作为礼品。表中特别标注的四妹和弟弟未成家但也要随礼金六百，笔者当时问了受访人，他们作为未成家的学生，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什么也要出礼金？受访人是这么回答的：“没成家在姐姐出家当时也是要随礼的，代表着对姐姐的重视。当然这个礼金还是我们做父母的提前给他们手里了，出门的时候让他们把钱递过去给姐姐就行。”

  表一所列白事丧葬酒席随礼名目，酒席规模七八桌，前来吊念人数数百人，主要是在去世老人直系亲属、儿女及其家庭承担丧葬酒席的诸多事务。年长男性负主要责任，主要协助那位赡养老人的弟弟筹办丧葬，合力出钱买棺、置办酒席食物，又将去年自己烧的五担木炭拿出来给夜里守夜的宾客取暖。在当地，虽然不要长子赡养老人，但老人去世长子必须要承担主要的丧葬责任。随送礼金，长子也要协同自己一家做好表率，将丧葬酒席上该有的礼俗要求都尽量满足，送好老人最后一程。杨三叔说“白事酒席是本家送自己的老人，责任在自己和兄弟姐妹，来的人随的礼金也是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相比较杨三叔家的白事酒席，吴姨女儿家的婚庆酒席规模稍大，全场二三十桌，每桌十人，总计两三百人，都是亲属和朋友拖家带口地出现。吴姨女儿送嫁，也主要是吴姨对留下的那部分彩礼货币置换成实物电器家具，如若不够还得另添。除此之外新娘兄弟姐妹要承担随送酒席礼金的主要责任。由此可见，当地老人去世，置办酒席事宜和大部分礼金都主要由与老人最为亲近的儿女负责；女儿出嫁的酒席费用也主要是亲友支出。

  除了老人儿女及其家庭承担的丧葬礼金外，最下面一栏其余亲友主要是指与老人无直接亲缘关系但与其儿女关系甚密的朋友，包括工作、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隔壁邻村熟悉的同辈，这和吴姨女儿结婚礼单最后一栏的同学朋友随送的礼单性质是一样的，礼金和礼品名目数量就不受亲缘关系亲疏影响，更多的是灵活、主观的感情深浅定位，都是在传统家族、血缘亲疏关系之外的后赋形成的人际关系，在农村各类性质酒席的人情圈中占了重要位置。

  在吴姨女儿出嫁随礼名录中的四妹和弟弟，二人在此阶段并不能依靠自己拿出送给姐姐的那份礼金，但在姐姐出嫁的时候还是拿着父母提前给好的红包塞到姐姐手里，如果姐姐出嫁的时候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能拿出点什么，好像这个仪式就不够完整，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关系会被质疑不够深厚。所以，弟弟妹妹自己即使没有能够拿出礼金的能力，父母也要帮他们准备好他们的那份，保证最亲密的关系在重要的婚庆时刻也得到肯定和强化，充足表现了仪式价值。

  酒席一般会在婚丧嫁娶、新生大寿、节日礼庆、升学庆贺等重要节日点或事件上筹办，主人宴请来宾以表谢意，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客人来时随礼，但客人秉承“不能着手来”的文化传统，还是会随送礼金，并且会根据关系亲疏决定随送多少礼金，那么参加数场酒席之后，客人终将会感受到这笔礼金支出的负担，如开篇就提到的后面一个问题，既然已经感受到了酒席压力，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拒绝酒席主人的宴请呢？

  其背后原因到底是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比较还是有其他因素推动？杨三叔是这样回答的：“都是熟人，没那么复杂的算计比较。无论是白事喜事，办一场酒席并不是我们想的随多少钱、送多少礼这么简单，那不是还有置办酒席过程中人力劳动没算吗？按道理讲，一直待在家里的叔伯姑婶他们作为本家这边的人那肯定人情最重，随礼最多，但是大家都没出去工作上班，手里肯定没多少钱随送礼金，可他们置办东西、摆放礼品，接送客人又跑前跑后打理各种事情的，出的力可不比出钱分量轻，而且忙乱的时候也只能依靠也只有关系亲近的人，要是大家真的全都送礼送钱不干活，酒席怎会是办得下去。”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当地人把在酒席当中的实际劳务也看做一种人情往来，并且这种人情往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可以弥补随送礼金不足的。

  而参加了几场婚庆酒席的小芳则认为她所随送的每一份礼金既是亲朋好友间关系亲疏的度量工具，也决定了未来主客身份关系置换（如小芳自己结婚筹办酒席）别人随多少礼金。她说道：“虽然大家都没有明确表明我现在随送多少礼金给朋友，等我结婚的时候朋友就一定要随送多少礼金还给我，但是这种事情就好像是约定好了的一样，我给多少她就还多少，而且如果以后礼金贬值，我的朋友还得还送更多的礼金。所以我现在吃酒席的支出差不多就等于以后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朋友们的支出，送的每一份礼金其实都是花未来自己的钱，每一份礼金都是大家根据彼此的关系计算好了的。”小芳认为她的每一份礼金在人际关系面前和未来自己结婚上收取的礼金面前都是计算好了的，有来有往，有去有回，礼金价值并不会折损或提升多少。

  综合杨三叔和小芳的观点表明，酒席本质上还是一场关于物质资源、人际关系、情绪感情的交换，衡量这种交换价值的尺度既有非物质的人情重量，也有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计算。

  酒席文化一直是中国礼俗社会人情往来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城市化、商业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酒席文化逐渐有了现代文化特征，一场酒席背后暗含着传统与现代文化因素的融合。农村酒席集中在春节期间举办，逐渐看出了传统礼俗与现代生活节奏的适应，不同性质的农村酒席随送多少礼金的价值衡量标准既有非物质的人力劳动又有物质的货币礼金数量计算，反映了农村酒席依旧注重农村集体活动的人情往来，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计算意识。